王维洛:在碳达峰和碳中和问题上打太极拳

副标题:读周小川一番讲话的感想 图1:呼吁限制气候变化的活跃人士要求格拉斯哥与会者采取严肃行动以减少碳排放,图片来源:盖蒂图像 一、周小川说:在数据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 太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描述一个人说话、做事象打太极拳一样,是指这个人不公开可以检查的的目标,具体执行的措施和表明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 简单地说,2020年下半年中共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是从只谈碳达峰,改为既谈碳达峰又谈碳中和,简言之,变“一碳”变为“两碳”。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视频发言)宣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宣布碳中和的努力方向: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在2020年9月22日之前,中共领导人谈的都是碳达峰,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如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发言指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那时习近平只谈碳达峰,没有谈碳中和。中共领导人都喜欢数字来简化语言,比如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四个自信等等,碳达峰与碳中和就简化成“双碳”,那么之前就只有碳达峰,是“一碳”。记得演员黄渤曾演过这么一段,演员在演戏时没有台词,只是念数,1234567,在后期制作中再把台词加进去,可以用一切内容来取代数字。 据不完全统计,在2020年9月22日之后,习近平在2020年中又五次(!)重复了中共政府的“双碳”目标,分别是2020年9月30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11月12日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11月1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11月22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上和2020年12月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 对于习近平的表态,从“一碳”变为了“两碳”,中共的智库们是怎么看呢?原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谈话很有代表性。 2021年4月21日周小川在“30·60目标的实现路径和经济金融影响”的研讨会对此发表评论:“2030年的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65%等任务,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还不清晰,听起来各家分歧也不小。显然年度碳排放的总量规划尚不清晰,这可能会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二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基础数据工作没做好,没办法拿出一致且可信的数据,并依此进行计量和规划。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多数机构认可并使用的数据大概是100亿吨,而2005年并没有官方或权威公布数字;对未来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也有不同假设,这样算下来,各个机构对2030年碳排放峰值绝对量的预测很不一样,从101亿吨到112亿吨,各种数字都有。比如,中金公司最近出的《碳中和经济学》报告中采用的是2030年中国碳排放峰值为108亿吨,但中金也没有2005年的准确数据,是根据2017年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年数字及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推算出来的。另外,中金假定未来10年的GDP增速是年均增长5%,但刚才说的101亿吨碳排放峰值也是用GDP年均增长5%来计算的,显然是由于对2005年基数和口径(毛排放还是净排放、二氧化碳还是温室气体等)的掌握不一造成的。各家计算的依据不一样,得出的规划数据也不一致,这就需要推敲。”(https://m.hexun.com/news/2021-04-21/203460212.html) 周小川父亲周建南,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赴延安,1940年入党,曾任中共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泽民、贾庆林等的老上级,对江、贾等都有提携之恩。作为红二代,周小川1968年到1972年在黑龙江852农场当知青,1972年入北京化工学院学习自动化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机械工业系统的研究所工作,并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1985年成为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1986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出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证监会主席、中国银行行长,2013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领导,2018年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在中共领导人中,周小川是多方面的专家,特别是金融专家,在专家群中,周小川是通天的红二代、中共高级的专业领导干部。 周小川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 二、二氧化碳还是温室气体,毛排放还是净排放 如周小川所说,中共政府大谈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指二氧化碳还是温室气体,毛排放还是净排放,都还没有明确定义。 根据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所规定的管制气体为: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一氧化二氮(N2O)和 氢氟烃(HFCs)、 全氟碳化合物(PFCs)、 六氟化硫(SF6), 就是常说的温室气体,而不是单指二氧化碳的排放。 大气中甲烷困住的热量是二氧化碳的28倍,一磅一氧化二氮的制暖效应是等量二氧化碳的三百倍。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都是以二氧化碳当量来计算的,所以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时也被一些报道称为二氧化碳排放,或者简称为碳排放。同样也就由此引申出碳达峰和碳中和这样的词汇,这就很容易引起一种概念的模糊,就给打太极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周小川说,温室气体排放量又分毛排放量和净排放量。 请看下图,这图出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撰写的《十年排放差距评估的经验教训》《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emissions gap assessments 》,说明1970年到2017年间全球以及中国、美国、欧盟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 图2:1970年到2017年间全球以及中国、美国、欧盟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十年排放差距评估的经验教训》 先看左图。左图中的黑色线代表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LULUCF是指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林业增加或者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常LULUCF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就是周小川所言的温室气体毛排放量。从1970年到2017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是持续增长。 黑线下面的紫色线代表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LULUCF),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去通过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林业的影响,就是周小川所言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从1970年到2017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LULUCF)也是持续增长。 紫线下面的橙色线代表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LULUCF)。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的大部分,但远不是全部。这就是周小川所言的二氧化碳还是温室气体。 紫线下面几条线分别代表甲烷、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林业的影响、一氧化二氮和含氟气体的变化量,其中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林业的影响的变化起伏最大。 右图是从1970年到2017年间中国、美国、欧盟28国、印度、俄国、日本和国际间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超过俄国,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接时超过欧盟28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 图3:1990年到2019年间中国、美国、欧盟27国加英国、印度、俄国、日本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执行摘要》 图3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1990年到2019年间中国、美国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到2019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接近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人均排放量接近10吨。 而周小川说,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多数机构认可并使用的数据大概是100亿吨。 前瞻网2021年7月14日发表的《全球碳排放总量与结构分析,全球减排仅一国增长》指出,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国家(地区)中仅中国碳排放量保持正增加,其他所有国家(地区)均出现下滑。(https://ecep.ofweek.com/2021-07/ART-93010-8420-30509566.html) 2021年10月19日《第一财经》发表长江商学院李海涛教授的“碳中和之下,商品价格上涨几时休?”一文,李海涛指出,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103亿吨。 这些数据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2019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LULUCF)接近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差很多,而且,2020年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在2019年基础上继续增长的,就是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减去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林业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差距还是很大。李海涛指出,2020年中国能耗约占世界26%,而GDP约占世界17%,中国单位GDP能耗与碳排放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以电解铝为例,中国生产一吨电解铝排放二氧化碳12.8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排放10.4吨,说明中国生产电解铝能耗高,碳排放也高。如果不在减少能耗和提高生产效率上下功夫,仅仅在玩弄数据上下功夫,是没有意义的。 此时回到周小川的讲话:“2030年的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65%等任务,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还不清晰,听起来各家分歧也不小。显然年度碳排放的总量规划尚不清晰,这可能会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二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基础数据工作没做好,没办法拿出一致且可信的数据,并依此进行计量和规划。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多数机构认可并使用的数据大概是100亿吨,而2005年并没有官方或权威公布数字;对未来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也有不同假设,这样算下来,各个机构对2030年碳排放峰值绝对量的预测很不一样,从101亿吨到112亿吨,各种数字都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能使用绝对量指标。2005年是基础年,2005年中国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多少?周小川告诉大家,并没有官方或权威公布数字。而中共政府在2020年9月22日之前的“一碳”目标,就是碳排放强度减少65%。 什么是中共政府所指的碳排放强度,不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是单位GDP上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设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X2005,2005年中国GDP为Y2005,2005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就是X2005/Y2005。 2030年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X2030,2030年中国GDP为Y2030,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就是X2030/Y2030。 中国的减排目标就是碳排放强度减少65%, 就是(X2030/Y2030)=0.35(X2005/Y2005)。本来是一件十分容易计算的事情。换一个写法:(X2030/X2005)=0.35(Y2030/Y2005)。2030年与2005年的碳排放量之比只是2030年与2005年的GDP之比的0.35。无论你避免使用绝对量,但是基础还是绝对量,没有打太极拳的可能。 但是到了中国就十分复杂了。 中国起码有三套GDP数字,一套是以人民币计算的,一套是以美元计算的,还有一套是以国际元计算的。根据维基百科,三套GDP数字,都是经过2018年经济普查后调整的数字,人民币计价的GDP至2020年,美元计价的GDP至2019年;国际元计价的GDP至2018年。为了可以对比起见,均采用至2018年。 以人民币计算,2005年中国GDP为18.73189万亿元,2018年为91.92811万亿元,2018年GDP是2005年的4.91倍。 以美元计算,2005年中国GDP为2.28669万亿美元,2018年为13.89188万亿美元,2018年GDP是2005年的6.08倍。 … Continue reading 王维洛:在碳达峰和碳中和问题上打太极拳